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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在激情燃烧的岁月(三)
发布时间:2019.10.11    新闻来源:彭尚炯   浏览次数:

  在四方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与培训,常熟中学1949届的校友们听从党的召唤,到革命最需要的地方去。
  1.进军大西南
  根据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向西南进军的战略部署,除作战部队以外,还急需组建一支准备解放、接管和建设大西南的干部队伍——西南服务团。为此,苏南区委  书记陈丕显在苏南公学作动员,两天内就有1700多名学员被批准入团。10月2日,1万多名服务团成员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汇集到南京,他们穿上崭新的黄色军装,佩戴着“西南服务团”的胸章,踏上了挺进大西南的征程。
  开始乘闷罐火车前进,后因前面的铁路被破坏,部队只能一路步行。服务团在乘木船经洞庭湖到达益阳后,每天得步行百里以上。校友王国荣回忆说:连日的急行军,许多战士的脚上打起了血泡,有的大泡夹小泡,可大伙儿仍然一声不吭,“扭着秧歌”继续前进。11月1日到达桃源县,就进入了湘黔川边境大山区。当时,风雨交加,仅有的一小块油布遮不住风雨,棉衣被淋湿了,汗水又浸透了衬衣,寒风一吹,冷得直打颤。校友姜寿生回忆说:11月5日,离开湖南桃源时,每人负重达三四十斤,其中10斤米、1筒盐,还有两个手榴弹。贵州一带缺盐,在当地盐巴比银元还值钱,用盐可以换到所需的东西,据说当地用5斤盐就可以娶老婆,所以必须背盐过境。途经深山,山高坡陡路险,村庄荒凉,十室九空,宿营时只能用萝卜秧煮一大锅汤,有时干脆用盐巴下饭。有的同志行军途中掉了队或深夜起来解手而惨遭土匪毒手。
  历时3个月,横跨7个省,行军8千里,他们克服了种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终于进入川南。王国荣分配在四川内江县的税务部门工作,潘小尘分配在川南行署财经委员会工作。
  10月9日晚,在二野军大学习的陈志远、李蕃甫、杨学勤等校友刚观看完歌剧《白毛女》,就突然接到开拔的命令。凌晨两点,他们扛着步枪,带着50发子弹,背着背包加一套棉军衣、6双解放鞋和一条米袋从南京出发,随作战部队进军大西南。
  一路上,所有连队都开展了互助竞赛,虽然辛苦疲惫,但战士们始终斗志昂扬,他们人人争当模范,争取火线入党。部队过常德到沅陵后即进入山峦重叠、云雾迷茫的八百里苗区。大雪纷飞中,泸溪与花垣一带到处可见沿途乞讨的穷苦山民,其中还有不少身上仅挂一块遮羞布的少女。战士们纷纷解下米袋、脱下棉背心救助他们。目睹老百姓遭受的深重苦难,指战员们更加坚定了解放大西南的决心。
  进入湘西苗家聚居区的矮寨时,天已擦黑。蒙蒙细雨中,部队准备在苗寨的屋檐下住上一宿。这时,值班站岗的战士发现不远处闪过一个人影,叫口令可对方答不上。另一位战士匍匐上前,发现是一个苗族老人。老人家听说眼前秋毫无犯的解放军就是当年的红军,就把躲藏起来的百多户寨民都喊回来,他们打开家门,又是烧水,又是铺草,这一夜,战士们终于睡了个安稳觉。
  1950年1月中旬,李蕃甫所在团到达四川乐山地区,他和其他学员被乐山地委分到雷波武工队,作为野战军90团的第二梯队,准备第二次解放屏山。部队首长为防投诚的盐警部队叛变,决定对其进行改编,重新成立3个连队。担任连排长的大多是1937年前后参军的老战士,李蕃甫担任连指导员,他虚心地向有丰富战斗经验的老战友学习。屏山解放后,他们又投入到清匪反霸斗争中。1950年七八月间,李蕃甫担任金山区人民法庭庭长,在五通桥军管分会的领导下,批捕和公审了一批批罪犯。经过半年多的军事斗争和治安维稳工作,这一地区的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工农业生产开始恢复。
  在高强度的行军和激烈的战斗之余,战士们常常会以“过电影”的方式默默回忆以往生活的情景,出现在常熟中学学子们脑海中或睡梦里的常常是自己的母校:朝夕相处的同窗好友,谆谆教诲的师长,风景如画的新公园……他们也会想起所在团200位长眠在川南大地的烈士,在轻轻哼唱《忆战友》时不禁潸然泪下。
凡是参加西南解放的同志都珍藏有一枚“解放西南纪念章”,杨学勤还荣获过“进军西南模范”的光荣称号。
  2.奔赴农村
  1949年8月,在苏南公学、苏南新专等院校完成学业后,不少校友根据苏南公署的统一安排,先参加浒关集训,学习有关农村工作的方针、政策和纪律,然后开赴苏南农村,开展民主反霸、废除保甲制、建立农会和乡政权的工作。
  校友徐嘉裕所在的苏南农村工作团8队在徐辛队长的带领下进驻吴县车坊乡。这里地势低洼,湖荡环绕。隆冬季节的一天,徐嘉裕搭船到一个村工作,归途中风浪骤起,船只剧烈摇晃,他一不小心栽入湖中。正当他在刺骨的湖水中挣扎的时候,是划船的老农伸出竹篙救了他的命。还有一天的晚上,工作队正在甪直镇湖滨村,突然有人报告湖中有匪船侵扰。队员们携带步枪、手榴弹跑步到达湖堤时,只见船上有人摇着小旗,还大声呼喊:“不要开枪,我们是吴县公安局便衣队,到澄湖剿匪。”等船靠岸,组长宋民康前去验看了证件,才消除了误会。回家路上,宋组长说:“他们船上有一挺机枪、一支冲锋枪,假如真的开起火来,我们这些‘土八路’就成为烈士了。”
  1950年冬,工作团8队移师吴江县八都乡开展土地改革。徐嘉裕独当一面,连续工作三天三夜,测算出了全乡的土改方案。不久,著名民主人士费孝通带领一个考察团来检查土改工作,费教授对八都乡的土改方案予以充分肯定,他说:“中央的土改政策真正贯彻到了基层,一点没走样,了不起!”
校友芮秀峰所在的工作团15队也来到吴县农村。当时刚解放,社会秩序还不稳定,土匪、特务到处散布谣言,形势比较紧张。为防万一,队员们晚上外出开会都带着枪。一天晚上,塘东发现土匪抢劫,一时锣声四起,芮秀峰立刻跟着组长王时雨(渡江老干部,后曾任常熟市机关党委书记),持枪向出事地点飞奔,到达时土匪已闻风而逃。
  农村工作是艰苦的。当时实行供给制,除伙食费外每人每月发2元多零用钱。由于居住分散,工作队队员要自己做饭,大多数日子吃的都是蔬菜,有时割红花草来当菜吃。由于没钱买鞋,于是男同志春夏穿草鞋,冬天穿蒲鞋。
  为了搞好土改工作,工作团的同志白天和农民同劳动,与贫雇农交朋友,利用下雨天和晚上开会,跟他们反复宣传党的政策,分析受剥削压迫的根源,提高了广大农民的思想觉悟,也赢得了他们的信任和支持。一个冬夜,芮秀峰寄宿在名叫张和尚的农会组长家。他是一个雇农,30多岁还未成家。床上只有一条破被子,下面只有草席,没有垫被。那天夜里,两人聊了很久,芮秀峰的心与贫苦农民贴得更近了。
  顾泽民校友所在的工作团12队,于1950年冬开赴溧水县一区的白马乡。1951年春节前夕,这里的土改工作一结束,其他队员即奉调到别的区乡工作,只有年仅21岁的顾泽民留守白马乡。当时,镇反运动进入高潮。一天,一区区委决定在白马乡召开万人公审大会,区委书记孙景堂要求顾泽民负责布置会场并主持大会。公审大会当天,全场红旗猎猎,人头攒动,民兵荷枪实弹,县中队武警把犯人一一押解上台。区委书记宣读镇江专区人民法院判决书后,顾泽民下达了将其中4名罪大恶极者就地处决的命令。
  3.抗美援朝
  抗美援朝战争一开始,常熟中学1949届的不少校友就服从祖国挑选,雄赳赳、气昂昂地赴朝参战。
1950年7月,柯思永从清华大学农化系转入北京农业大学。他是北京市第一批被批准参军的大学生。入伍那天,这批大学生受到了北京卫戍区领导杨成武和陈锡联的接见与宴请。在军校学习半年后,柯思永被分配到防空部队。1952年初,他被批准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当时朝鲜人民极端贫困,但是中朝人民一家亲,只要有志愿军在的地方,他们就有饭吃,有衣穿。志愿军经常把粮食和生活用品送给阿玛尼,把学习用品送给朝鲜小朋友。柯思永是部队的代理技术副连长,负责维修武器。他参加过清川江保卫战,任务是打击空中来犯之敌,保护交通运输线,让作战物资及时送往前线。他多次冒着危险,穿过布满敌机扔下的子母弹的杀伤圈。有几次,弹片呼啸着从他的身边擦过,炸弹的气浪把他掀翻,掩埋在泥土之中。他所在的指挥部,布满了通向各个阵地的电话线,敌机多次前来袭击,有的弹坑直径达20米。为了安全,他们有时要住进阴暗潮湿的山洞,经常忍饥挨饿。志愿军战士们以钢铁般的意志,战胜了种种艰难困苦,保证了空中运输线的畅通。在朝鲜战场荣立战功的柯思永,一直怀念着那些牺牲的战友,还有那位身负重伤的老连长。
  孙启元原就读于复旦大学合作经济专业,1950年7月,他毅然参军,先后到杭州笕桥、徐州解放军航空预料总队军训。1952年1月奉命赴朝,在中朝联合空军司令部情报处担任英语翻译。那时,每天都在美军飞机的狂轰滥炸中度过。一天夜晚,敌机轰炸新义州,投下的照明弹把四周照得如同白昼,掷下的炸弹烧成一片火海。在防空洞内,孙启元他们能清晰地听到敌机的轰鸣声和弹片的爆炸声。
  魏荣生原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化工系,跨过鸭绿江后当了一名雷达兵。戴家骥校友先后在杭州笕桥空军预总、沈阳航校学习,1年后分配到强击机部队,随时准备赴朝参战(后因停战未赴朝)。
  4.其他战线
  常熟中学1949届的高中毕业生分布在革命与建设的各条战线,都取得了足以让他们感到自豪的成绩。
  杨学勤在平定大西南后,先接受了改造国民党中高级起义军官的任务,后又担负起我军连、营、团干部现代化、正规化培训的重任。1952年,为了我军的现代化建设,党中央决定创建一所以培养我军高科技人才的军事工程学院,学院被列为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的援建项目,由陈赓司令员任院长。杨学勤在学院一直从事思想政治和组织工作。同年12月,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到学院视察时深有感慨地说:“在我国现有条件下,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办起这样一所完全的、综合性的军事科技学院,简直是个奇迹!”
  1949年12月,陈致远被分配到西南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刘岱峰的办公室工作。他幸福地回忆,当时能经常见到邓小平和刘伯承。邓小平是西南财委主任,而司令员刘伯承就住在西南财委的附近,他常会穿过马路过来散步。1950年春,西南财经会议在西南财委召开。与会的是西南各省(区)党政军负责人,陈致远负责首长的接送和住宿工作。那时,西南匪患严重,杨勇司令员从贵州来重庆,由一个营护送,途中还打了一场遭遇战。
徐嘉裕曾在江苏省委信访办公室工作,他曾两次转过毛泽东主席的亲笔批件。一次是某企业一些工人联名写信,反映每天工作时间长达十几个小时,下班时还被搜身等问题,毛主席用粗铅笔批示,要求江苏省委调查处理;另一次是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周培源写的报告,自愿将祖产浒墅关三个蚕种场无偿献给国家,毛主席将此报告批转给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李维汉批示请江苏省委酌处。
  孙启元在朝鲜停战后,调到广州军区空军司令部情报处,继续担任英文翻译,主要协助筹建对台湾的侦听站。1958年3月,他又听从组织安排,随部队转业至北大荒。在一望无际的戈壁滩上,吃的是大渣子煮饭,睡的是雪地里建起的马架子。寒冬腊月,气温降至零下30多度,宿舍里却连一根引火柴都没有!
  顾泽民在1951年完成冬季土改任务后,征尘未洗,就被派往溧阳竹箦区瓦阳乡筹建劳改农场。后来索性留下来担任红色“牢头禁子”,陆续接收服刑犯人在此垦荒种地,接受劳动改造。谢光节则经历了从记者到教师的转变。1950年下半年,他在《苏南军区战士报》社当记者,历经三反五反、镇反肃反和剿匪、抗美援朝等运动,写出了大量的通讯报道。1953年《战士报》停刊,他被调到军区扬州第五速成中学任教。宋碧云在家乡解放后就参加工作。开始在市军管会青工队工作,曾回到母校初中部了解过情况,组织过学习。不久调到县委秘书处工作。1950年2月调离常熟到无锡学习,结业后曾分配到无锡、苏州等地政府部门工作,从此四海为家。

  光阴荏苒,如今,常熟中学的这批优秀校友都已寿登耄耋,其中的一部分已先后作古。当年,他们以对党和人民的赤胆忠心,谱写了一首首壮丽的青春诗篇;他们以把一切献给党和人民的实际行动,诠释了热爱祖国、追求真理、勇于担当、无私奉献的时代精神。在唱响礼赞新中国、奋进新时代昂扬旋律的今天,这种精神非但没有过时,反而愈显珍贵。我们只有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将老一辈的这种奋斗精神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才能早日变为现实。
值此常熟解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谨向新中国的开创者和建设者致以崇高的敬意!
  参考文献:
  1. 江苏省常熟中学有关档案(学校档案室提供)
  2. 《岁月的脚步声》(江苏省常熟中学1949届校友会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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