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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立扬先生的教育人生(一)
发布时间:2020.04.24    新闻来源:彭尚炯   浏览次数:

  

严立扬先生是抗战时期国立第二中学任期最长的校长,也是江苏省常熟中学的创建者和首任校长。33年教育生涯,无论处在哪个历史时期,他都怀抱爱国之心,以教书育人为己任,兢兢业业培养国家有用之才。尤其是他临危受命,为国立二中和常熟中学的建设与发展殚精竭虑,取得斐然的办学业绩。严先生公而忘私的创业精神和难能可贵的大爱情怀,受到广大师生的普遍敬重,是业界有口皆碑的老教育家。

教育救国  名校历练

  1895年5月28日,严立扬出生于江苏淮安万家集。兄妹8人中他排行最小,父辈给他取字晓帆,寄寓着家族对他的厚望。严家祖传薄田10余亩,由于十年九灾,家境十分贫寒,以致到了学龄,他也无法正常上学。严立扬只能一边帮着父母农耕,一边读书,这样断断续续直到1915年20周岁时,才从淮安县立青云高等小学毕业。堂叔见他刻苦勤勉,成绩优异,于是资助他报考江苏省立第九中学(后为江苏省立淮安中学,现为江苏省淮安中学),4年后顺利毕业。
  24岁的严立扬开始考虑自己的人生规划。有感于列强欺凌、国势衰微、民众倒悬的社会现状,他决定从事教育事业,在三尺讲台传播进步思想和科学知识,用教学来治愚启智、明道树人,进而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面貌。严立扬先生接下来十多年的教学履历是:
  1919年8月至1920年1月,任教于阜宁县立第一高等小学;1924年8月至1925年7月,回母校江苏省立第九中学任教务主任;1925年8月至1926年1月,任教于南京安徽公学(现为南京市第三高级中学)高中部;1926年2月至1927年7月,任江苏省立第五中学(原为常州府中学堂,现为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训育主任;1927年8月至1932年7月,任教于江苏省立苏州中学,先后任初中部训育主任和高中部常务训育主任、训育主任、教务主任等职;1932年8月至1938年春,任江苏省立徐州中学(现为江苏省徐州市第一中学)校长。在此期间,他继续深造,攻读数学专业,1924年7月毕业于国立南京高等师范(东南大学前身)数理化部,1926年7月获国立东南大学理学士学位。
  抗战爆发之前,江苏全省的省立中学仅11所,严立扬先后在其中的4所省立中学执教并从事行政管理工作,而在苏州中学和徐州中学的任职时间都在5年及以上。著名科学家钱伟长曾就读苏州中学,1993年第3期《群言》杂志发表他的专访稿《救国兴邦惟科技,笃学重教自良师》,文中提及的恩师中就有他高中时的数学老师严立扬。他俩之间的师生情谊保持了几十年。1935年已是清华大学研究院学生的钱伟长参加“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他与同学们一起骑车南下,到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途中还专诚到徐州中学看望严老师。
  经过几所名校多个岗位的历练,严立扬在大江南北的教学界已声名鹊起。1932年8月,他出任省立徐州中学校长,是年37岁。当时,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立夫继续推行“党化教育”,强迫大学、中学有名望的校长和教师加入国民党。正因为此,这一年年底,严立扬由陈立夫和江苏省政府主席顾祝同两人亲自介绍才加入了国民党。诚如严立扬自己所言,他并不热心政治,也无意仕途,他只是凭着知识分子的良知,默默深耕教苑,以实现教育救国、天下安澜的人生理想。
省立徐州中学历史悠久,其前身是创办于清康熙六十年(1721)的云龙书院。严立扬在这里主事5年半时间,办学成效显著。老校友在回忆录中记述:徐州中学在严校长领导下,“教师阵容整齐,人事和谐安定,读书风气浓厚,升学率逐年上升,一跃成为省内校誉隆升的名校之一”。
  正当严立扬雄心勃勃,事业蒸蒸日上之时,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1937年底,日军攻陷南京,制造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日军为打通津浦铁路,连接华北与华中战场,采取南北对进的战略,夹击徐州。1938年1月,悲壮的徐州会战打响。战火纷飞中,43岁的严立扬满腔忧愤,宣布徐州中学停办。他到武汉准备投身抗战,在武昌战时干部训练团接受3个月培训后,被派往第九战区参与战区服务,但始终没有领受到与抗战有直接关联的任务,严立扬感到时光虚度,决意离开,于1939年春前往重庆。此时,他的大学同学贡沛诚已是中央政治学校训导,由贡沛诚举荐,严立扬进入该校,先后担任训导处总干事、学校会计、专修科乙组训导。时陈果夫任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其弟陈立夫也于抗战之初改任教育部长。
  中央政治学校的工作与严先生所追求的教育理想相去甚远,此处不是他的久留之地。

执掌二中  艰苦卓绝

  1937年冬起,随着沪宁一线相继沦陷,敌占区学校纷纷仓促停课,大批师生不愿做亡国奴,颠沛流离,先后撤退到大后方武汉。国民政府教育部接受教育界人士建议,在川、陕、甘、湘、黔、滇等省陆续创建30余所国立中学,接纳流亡师生。1938年3月28日,国立四川中学在四川省合川县(现重庆市合川区)正式开学。1年后学校更名为“国立第二中学”。学校生源主要来自京(南京)、苏及皖、浙等地。
  国立二中首任校长周厚枢先生(此前任扬州中学校长)在任21个月后升调,继任校长孙为霆先生(此前任淮安中学校长)在任8个半月后也辞职他就。严立扬先生被教育部确定为国立二中校长的不二人选。1940年8月底,教育部常务次长余井塘找严立扬谈话:“二中师生江苏人占十九,校长理应在苏省候选人中产生,望不推辞,并须早日前往。”严立扬预感到这一任命是他人生中一次最重大的挑战,但非常时期,责无旁贷。他来不及细想,在跟教育部中等司司长顾树森商定有关事宜后,立马起程,赶到学校已是9月16日,而此时学校秋季开学的所有准备工作都还未启动。严校长立即着手招聘教职员和健全组织机构等工作。忙碌了1个月,学校才于10月中旬勉强开学。
  国立二中的校舍大多是临时租借的。建校时高中部设合川蟠龙山濮岩寺,初中部设北碚附近的文星场,女子部设北碚关庙,师范部(后独立成校)与校本部设北碚原地方医院,设施设备极其简陋。1940年春,校舍修建竣工,但仍分散在合川蟠龙山一带:初中部、女子部(后更名为初中分校、女中分校)分设于蟠龙山南麓和东南麓,水产部(后独立成校)设蟠龙山西麓,高中部的高一院设蟠龙山巅,高二、高三与校本部设濮岩寺。
  在山河破碎、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国立中学承担着两个重要使命:一是实验中等教育新方法,为中国中等教育改革积累经验;二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知识青年,为复兴中华民族积蓄骨干人才。严立扬任国立二中校长6年余,始终贯彻“三育并重,文武合一”的教育方针,坚持以精神训练、体格训练、学科训练、生产劳动训练、特殊教学与后方服务训练等5项训练为学校的基本教学内容,致力于培养学生爱国的情感、健全的人格、强健的体魄和保卫、服务祖国的能力。
  严格的教育管理和雄厚的师资力量,成就了令人瞩目的办学成果,国立二中每年高考录取率都在70%左右。取得这一成绩在当时处境下实属不易,诚如严校长所言:“二中的升学成绩始终与南开中学不相上下,非其他国中所可比。”国立二中初中、高中毕业生共计5000余人,日后很多校友学业有成,成为海内外各领域的精英,12位“两院”院士、两位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是他们的杰出代表。国立二中无愧为于“中等学界的西南联大”之美誉。
  然而,战乱时期办教育的艰难程度非常人所能想象,严立扬校长为学校管理任劳任怨,倾注了全副精力。
  由于生活动荡,待遇菲薄,造成师资奇缺。国立二中每学期都有三四十名教师离职,而中途毁约一走了之的也大有人在。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为保证教育质量,严校长仍坚持教师专任制,不像其他学校那样采取“双专任”(即一人兼任两人的工作量,拿双份薪酬)的做法。他动用自己的人脉资源,各方物色,招录合适的教师。他对教师一视同仁,坚持才德并重的用人标准,以真诚与尊重留住了一批骨干教师。其中不少人一直坚持到学校解散,有的还跟随严校长来到常熟创办新校。
校友们曾回忆起严校长挽留郭士堃老师的事。郭士堃是四川隆昌人, 1940年重庆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已在重庆兵器工业研究所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严校长了解到他的才华后,通过关系把他挖了过来,担任高中部物理教师。郭老师讲课深入浅出,业余时间还编写了《兵器弹道学》用作辅导教材,很受学生欢迎,严校长也很器重他。两年后,郭士堃因婚事等原因申请辞职,严校长再三挽留,坚决不准,还让工友暗中“监视”他,不让他搬动行李。这次劝阻终因郭先生情况特殊未能成功,但整个过程已足见严校长留住名师的一片苦心。新中国成立后,郭士堃先生入职母校重庆大学,成为一代著名物理学教授。
  虽然国立二中的学生大多享受公费待遇,但政府经费支绌,供给匮乏,广大师生的生活还是得不到基本的保障,尤其是正在长身体阶段的男学生,更是常常忍饥挨饿。严校长到任后就积极向上争取,1940年下半年开始,学生每月口粮(糙米)定量由2斗1升增至2斗3升(约合17.6公斤),教职员增发公粮补贴。女生的饭量相对较小,严校长又与女中分校的同学商量,每人每月省下1升米支援高中部男生。从1943年10月起,高中学生的定量又各增加1升,师生每人每月发放50元副食费。校友们在回忆起当年难以下咽的红薯糙米饭时,苦涩中却带着温馨。
  国立二中的不少学生小小年纪就背井离乡,在校期间又目睹国民党政府军连连失利的现实,他们内心备受煎熬,失望与不满使他们产生强烈的抵触情绪。在8年多的办校史上,二中闹过不少“学潮”,仅在严立扬任内,就有多起十分棘手的学生事件,严校长既要管理和保护好学生,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又要应付教育部的追责,常常处于两难的境地。下面略举两例:
  抵制会考事件  从1940年夏开始,教育部要求国立二中初中、高中毕业班学生均应参加由四川省教育厅组织的中学会考(每年分冬季、夏季两次)。1940年夏和1941年冬两次会考,因日机轰炸合川城造成“七二二”空难等原因,教育部同意二中暂免参加会考的请求,但明确1941年夏季的会考必须参加。6月,1941(秋)届高中各班学生以会考各科内容与实际教学进度不一致、应付会考影响高考复习等理由,联名上书校长,要求免予会考。教育部对严校长反映学生意愿的呈请置之不理,还多次密令校方:“要严防中共人员潜伏学校,鼓动风潮。”“不参加会考者不准毕业。”一波未平一波又起。7月5日,为支持高中部抵制会考,初中分校和女中分校初三全体学生拒绝参加学校组织的升学考试。国立二中学生的罢考行为,引来国民参政会一些要人的非议,教育部部长陈立夫恼羞成怒,于8月9日下令解散国立第二中学。严校长认为此举处置失当,他据理力争,与教育部多次协商。为了学校的整体利益,严校长不得不作出让步,处理了几名相关学生,教育部这才再发指令:“前‘解散’之令准予暂缓执行。”
  学生被枪杀事件  1942年11月29日,国立二中几名学生因看戏买票的问题,与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特别训练班的执勤军人发生冲突。高二学生郑学璞随其他同学赶来察看情况,不料执勤军人突然开枪,郑学璞当场中弹身亡,另有两名学生受伤。学生遭无端枪杀,这让二中师生出离愤怒,他们及时向社会公布真相,兄弟学校、社会各界纷纷声援,强烈要求将杀人凶手绳之以法,一时声势浩大,震动朝野。严校长满怀悲痛,要为遇害学生主持公道。他首先向教育部如实报告,要求严惩凶手;二是耐心安抚师生,妥善安排遇难者的后事和负伤学生的医治;三是跟军校特训班副主任施则凡交涉,要求他参加追悼会并交出凶手。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特别训练班主任由蒋介石亲信、三青团中央组织部部长康泽兼任。在整个事件中,康泽虽未曾露面,但始终是幕后主谋。他们散布“二中学生到场时带有手枪”等谣言,使本来简单清楚的案情变得扑朔迷离。正是由于严校长和全校师生的坚持与力争,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仗义执言,真相终于得到澄清,杨同臣等凶手于1943年7月获罪判刑。在这场延续7个多月的申冤活动中,二中师生不畏权贵、勇往直前,表现出民族的血性和正义的力量。
  郑学璞被害案尚在激烈交锋之时,1943年4月4日,又发生了初中分校学生王振江、王振岭搭乘木船,被民生公司所属“民听”轮浪沉溺亡的事件。严校长痛心不已,又开始为死难的学生奔走,向民生公司讨要说法。校内各种事件不断,教育部非但不予理解与支持,反而动辄训责。严立扬感到心力交瘁,一时萌生退意,他向教育部递交辞呈。5月13日,教育部来函慰留,希望他能“共体时艰,勉为其难”。严先生别无选择,为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和流离在外的莘莘学子,再苦再难,他也只能坚守与担当。
  即使在这样的非常时期,教育部对郑学璞事件依然耿耿于怀。1944年8月初,教育部突然下发训令:“为整饬国立二中高中部风纪,秋季新学期高一(男生)暂行停招。”消息传来,初中分校毕业班学生“异常悲痛,环而哭泣”。此情此景,让严校长百感交集。他马上给陈立夫写信,反复申述这一届学生与事件无关,这么做伤及无辜,恳求收回成命,恢复高中部的招生计划,让本校的优秀学子能继续在高中部就读,得到的答复却是“未便更改”。国立中学校长在招生问题上无权擅自做主,眼看着一个个无家可归的学生含泪离校,他爱莫能助,心情无比沉重。
  严立扬校长平时不苟言笑,教育管理非常严格,但对学生,他严中有爱,有时甚至能包容他们年轻气盛的误解和冒犯。在同学们的心目中,他是严师,也是慈父。他对每一届学生都寄予殷切的希望:“少小离家,负笈千里,其志可嘉;展视前程,仍需努力,以达期许。”(1943年秋届)“青年人最可宝贵者,不在聪明才智之过人,而在于博大崇高之理想与悲天悯人之宏念。献身于社会,服务于友群,终其身只知有公,而不知有私,只知有人,而不知有己,如是方不悖于生而为人,方不愧乎为人之道……凡有裨于国家民族者,皆应万死而不辞!”(1945年秋届)1944年底,日寇猖狂西进,直逼陪都重庆,形势危急。严校长撰文《知识青年从军感言》,鼓励学生响应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出的“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投笔从戎。当37名热血青年即将奔赴前线时,他又专门召开欢送会,为他们壮行。
他把学生的温饱和健康时刻放在心上。那时物价飞涨,如果每月等到教育部拨款后再去购粮,那学生的定量就可能短缺。严校长凭着与合川县银行经理是同乡的关系,请银行担保,逐月向粮食局预定粮食。但往往保期已到而经费却仍未到位,他又不得不亲自跑教育部直接找陈立夫,请求迅速放款。
  为了确保重要物资不断档,严校长还亲自保管限额供应的黄豆、食油和美国红十字会捐赠的“罗斯福布”。出仓时他要过秤或清点,使用后他要验核清单。这样,学生每天早晨能喝到新鲜豆浆,蔬菜中能多一点油水,每人都有一套统一的校服。蟠龙山一带没有洁净的饮用水,河水使用前虽然经过沉淀和消毒,但患疟疾的学生还是不少,而疟疾的特效药奎宁丸既稀缺又昂贵。严校长把学校有限的几颗奎宁丸,像珍宝似的锁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给药要经过他与校医的一致同意。1945(秋)届高中学生彭成中得疟疾后,就是从严校长手里接过救命药,服用后才痊愈的。
  他呵护每一位学生,但对自己子女的要求却特别严格。他的孩子都随他来自战区,入读国立二中理应享受公费待遇,但他却要求两个女儿必须考上优秀生之后才能成为公费生。平时她们食宿学校,周末才准回家一次。
  严立扬秉性耿直,敢于得罪上司。一次,一名救济总署的美国人由教育部官员陪同来校视察,问及救济总署资助办学经费的使用情况时,严校长当即直言:“二中没有拿到过一分钱,这笔款子到哪儿去了?”弄得这名教育部官员好不尴尬。他是非分明,为人处世有自己的原则,决不当反动当局迫害进步学生的工具。他一直认为:“凡是用功读书的,成绩优良的,行为端庄的,都是好学生。”他尽力保护进步学生,对他们暗中传阅《新华日报》和其他进步书刊的举动从未出面阻止。1942年初,二中附近出现讨孔(即孔祥熙)传单,教育部认定“系国立二中学生所为”,下令严饬侦防。严校长并没真查,过段时间以“查无实据”上报。抵制会考事件后,教育部严令“彻查背后运筹的共党分子”,严校长坚持就事论事,事态平息后就不再深究。他自己曾说:“我从不存心迫害进步学生,从没开过黑名单,也没送过一个学生到集中营。”不仅如此,他还帮助进步学生及时脱离险境。一次,合川县当局侦得国立二中有一名学生为中共地下党员,准备第二天到校抓人。严校长获悉情况后,立刻让这位学生带上他开好的转学证明连夜逃离。迫于教育部的压力,他也曾无奈地开除过一些带头闹事的学生,但只要有可能,严校长都会通过关系,尽量帮助他们转入别的学校继续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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